68第68章（2 / 2）

作为政坛老狐狸，他刻意放大书信往来的政治隐喻，将师生正常通信直接等同于共谋不轨，对书信内容与谋反无关的事实避而不谈，只在君臣大义上大做文章。这种有罪推定的逻辑，预设对方必然有问题，再反向搜罗证据（哪怕是无关的书信、诗词），将师生同僚间的正常交往一概视为阴谋勾结，要求所有人在政治上必须绝对正确，譬如必须提前识破谋反意图，否则便是同谋。

这本质上正是后世熟知的上纲上线，抛弃实事求是原则，将复杂问题简单化、绝对化。尤其在封建皇权体系下，夏竦深谙帝王对潜在威胁的零容忍心理，即便石介与孔直温的书信并无实质谋反内容，仍反复强调“万一勾结得逞，后果不堪设想”，迫使仁宗不得不采取宁枉勿纵的高压态度。

此事看似只是一种清洗政敌，对个人的陷害。但是实际上抛弃的不仅是实事求是，更是政治博弈的底线，当怀疑取代证据，当立场凌驾事实，整个官僚体系就会陷入“人人自危、互相攻讦”的恶性循环。在封建皇权下，最可怕的不是个别奸臣的权谋，而是制度性允许“以动机定罪名”“以立场划正邪”。

因此，尽管夏竦在历史上确有不少利国利民的政绩，但他在此案中开创的构陷之风，着实后患无穷。

经此一事后，士大夫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锐气开始衰减，逐渐转向明哲保身。而夏竦开创的文字罗织恶例，直接影响了宋代后来的“乌台诗案”（苏轼因诗句被指讽刺皇帝）、“车盖亭诗案”（蔡确因诗被贬），形成因言获罪的政治传统。此案后，皇帝更倾向于使用权术平衡各方势力，而非依靠制度治国。北宋中后期的党争愈演愈烈，本质上正是这种“上纲上线”政治生态的延续。

而那句“若无私心，何必通信？若真清白，为何事前不举报？”直把丁度和庞籍气得半死。两人手指着夏竦“你你你”了半天，最终气愤地一甩袖子，神态诚恳地望向仁宗，盼着他能主持公道。

宋仁宗已在朝堂上听了半个月各方争论，犹豫许久后，终于看向立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文彦博。至于同平章事陈执中，他在政务上“无所建明”，多次被御史弹劾，从不在这类大事上发言，几乎成了摆设。

陈执中的父亲陈恕是仁宗之父真宗朝的宰相，受父亲影响，陈执中为官处事格外谨慎。但是仁宗依然眷爱有加，不肯让人替下他的相位，是因为当年在先朝时，陈执中曾恳请真宗立仁宗为太子。尽管当时先帝仅有两个儿子，且周王已去世，太子之位实际上非仁宗莫属，但陈执中仍主动上表请立，这份忠心让仁宗铭记至今。

文彦博作为裙带关系上来的参知政事，对仁宗的心思那是揣摩得一个准，深知皇帝此刻想借他的话找个台阶下。他刚清了清嗓子准备开口，殿后却突然传来一个声音。

“不如让石介、富弼也像那祝英台一样殉节而死，以示清白吧。”

这讽刺意味浓厚，让人想装作听不见都不行。《梁祝》在东京城已上演四月有余，全城风靡，老少皆为倾倒，连官员亦会换下官服，与百姓挤坐一处，只为观戏。吴悦未设包厢，却在前排留了两排VIP席位，引得诸多官员托关系求购前排票。更有孝子欲请戏班入府演出，遭拒后，只得请家中女眷至剧院，与平民百姓同席观戏。这般盛况，令此刻殿内众人无不知晓祝英台为何人，亦想起剧中马文才捏造“私通书信”的荒唐戏码，好似就和现在情景似曾相识啊。

“谁？”夏竦皱着眉头往后看，想找出是